腾飞总是相似的，而萧条却各有各的不同
冬日总是阴蒙蒙的，寻了个理发店，即使局促的空间，也显得空荡荡；老板藏在柜台后，不知鼓捣着啥，见我进来，满脸堆笑的迎我坐好。理发之间，老板抱怨着今年的惨淡生意；隔壁工地的工人受够好几个月的欠薪，早早理完发回老家过年；约摸着前些日子，好几个厂里的年轻人也来店里打理头发，厂里没有往日年前喧嚣，早早遣散工人回家过冬；街上的人一年比一年少，老板不知明年复谁在。
萧条随处可见，或从国际报纸，或是街头小巷。中国的房地产销售额暴跌3成以上，而房地产维系着中国五分之一的生产总值，更不用说巨大的地方财政收入，不然地方政府也不会着急干着左手倒右手的旁氏土地拍卖骗局，他们太需要维持这虚妄的价格泡沫。
疫情开端如日中天的科技巨头们也不能幸免，阿里巴巴以及腾讯们大举裁员，规模远超西方的同伴们。除开政策层面上的打击，便是这黯淡的经济前景。
各地的店面也是顾客稀少，店主们苦苦支撑，就如这个理发店一样。汽车抵押贷款的买主已经放弃新的抵押，苦于无法回款的现金流紧张。而全国因为无法及时还贷而面临法拍的房屋据说高达几百万套。
衰退是经济循环的必要环节，月有阴晴圆缺，经济也有起盛滞退。经济学人（The Economist）这期文章却指出一个痛点，每个群体的衰退感往往是不同的。一战后的魏玛德国，最刺痛的是退役军人；大萧条时期的美利坚，最受伤的是产业工人；消失一代的日本年轻人在经济退潮中裸泳。或许这次，中国最为受伤也是年轻人。
中国今年的年轻人（16-24岁）失业率已增至19.9%，而中国城镇整体失业率在5%左右。除开灵活就业（外卖，快递，滴滴)，或者准备升学和考试，真实的失业率会更高。
原因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析。从需求端，政策以及经济的打击尤其集中在以往吸收年轻人就业的行业。Zero-Covid Policy的潜在受益群体是老年人和稳定职业群体，但无限制的封控（LockDown）大面积影响服务业（雇佣大量年轻人），同时封控也导致大学生无法实习和学习，为未来工作做好准备。为解决资本的无序扩张，对吸收大量毕业生的教培行业（人文社科毕业生）毁灭性打击，对科技行业的明星企业（STEM毕业生）做出诸多限制，也减少着对年轻人的需求。从供给端，天文数字般的大学毕业潮，无疑加剧整个就业市场的竞争度，
毕业生纷纷从私有领域逃往体制应许之地，260万人报名国家公务员考试；或者选择升学来韬光养晦（abide your time），460万人准备参加12月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。这或许会让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父母有所焦虑进而愤怒，在花费巨量金钱和精力后，他们的孩子应有更为明亮的未来。
正如Scott Rozelle在Invisible China所说，中国的讨论是极其不平等；城市精英总是主导很多舆论空间，而占比中国总人口七成以上的农村或者城市平民总是默默无闻。对比400万本科毕业生，上千万职高或专科毕业生他们的前景如何呢？
他们父辈大多数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万千工蚁，他们是如今依然高达2.6亿的农民工，或穿梭于各大建筑工地，或烈日下清扫大街小巷，或在富士康工厂中操劳一天。然而，回报却是与孩子长达十年的天各一方，无法享受的社保和退休金。与城市地区高达百分之90的高中入学率相比，农村地区的入学率不到百分之50。我的初中，即使是一个县城中学，其中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是完全留守或者半留守状态，最终只有不到五个人能完成大学学习。农村地区的孩子也饱受营养不良和寄生虫疾病的痛苦，这让他们的学习能力大打折扣。这些早期生活投资的匮乏最终将成为一生的烙印甚至是阴影。
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退休后劳动力短缺，以及庞大的年轻人口就业问题，普适性的高等教育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。中国尝试着德国的路径（德国商业是和中国绑定最为牢靠的），将初中后的人群一分为二，约摸一半的人将送入职业技工学校，另外一半将经过三年的磨难，走过惊心动魄的高考独木桥。
但职业教育到底如何？经济学人前几个月前的文章，采访一个职校学生的故事。他来自河南中部，一个农民家庭，第一次高考失败后，他的家庭无力支付他的第二次高考或是民办大学，所以他选择了职专；但是当他来到职专的第一个月，无所事事的学生，言不所知的老师，老套陈旧的课程，让他选择退学去工作，而不是继续浪费宝贵的青春岁月。在Invisible China里面，职业教育的迅猛铺开，似乎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；职业教育并非崭新的校舍，高端的实验室，而是教导学生最基本的工人素质，以及未来产业工人所需的自动化、计算机、语言技能。
这次经济学人重新回归这个话题，来到江西九江职工学校。虽然职校和大学形成互补，文化上和就业上对职校的歧视让学生对未来迷茫，一个学生打趣道：北大计算机毕业的毕竟不会修计算机。当问到为什么选择职校，他们无奈的回答，我们考不到更高的分数。有趣的是，校园摆着专升本的宣传摊，一个民办本科的销售员说疫情后的专升本的生意十分兴隆（Booming），毕竟职校文凭基本一文不值。
You know what they say, computer science major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can’t fix a computer.
The Economist
Peter Thiel在Podcast里面所说：if china will keep a high rate growth,five or six percentage, of the economy, chinese people will enjoy quite a lot liberty,but if the economy suddenly slows down, the society will become more authoritarian, in other words, tightly controlled。经济学人也在上个月的专栏里描述随着中国经济变缓，思想也将随之封闭，中国年轻一代慢慢变得仇外和愤怒，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盛行（little pinks），类似上世纪60年代，共和国计划经济到瓶颈期叠加大量城市年轻人群失业的社会情形。
There also needs to be a huge effort to retrain the labor force or at least put together a safety net that will keep China’s massive rural labor force and their families feeling that they are part of the rise of the nation.
The Invisible China
而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，不幸终究会传导，不同阶层的不幸终将有不同体验。这一代年轻人成长于经济腾飞之期，不公和不平或许不是那么刺疼。如经济学人所说，九江职校生所受只是这社会上万千歧视中的一个（不平等且沉迷于筛选式考试的教育制度）。可见的未来，他们不仅忍受父辈们所承担的歧视，还需直面惨淡且无希望的未来，他们或许如富士康工人们抗争不公，或许如三和大神们不知所以，或是不公化作民族扩张的时代热血。
20世纪初期的凯恩斯所认为：经济问题早已不在于短缺，更多在于充分生产下的分配，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，生产和消费。
随着自动化的普及，产业链的转移；中国年轻人们之间的差距势必将扩大化，而疫情下乌云密布的中国经济，这种扩大正在加速显露。
凛冬将至，每个人感受的寒意却不一样。
TE的文章：
Invisible China:
https://www.voxchina.org/show-3-235.html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_gRKg_RXV1M&t=923s
